论孙思邈博大精深的养生学 马烈光

 

摘要 被后世尊为“药王”和“真人”的唐代医学家孙思邈，不仅集唐以前之医学大成，而且还大量吸取儒、道、释等养生思想，全面继承了《内经》以降秦汉以来形成的养生学说与成就，他既言之，又行之，养生实践和体会卓有成效，成为我国历史上独具匠心的医林寿星“壮元”，卓有建树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养生学。

英国剑桥东方科学技术史图书馆馆长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断言：“长生不老及青春永驻的概念只源于中国。”就此来讲，我是深表赞同的。

岁历数千载的中国医药学史，反映出我国劳动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实践历程，也记录着无数先辈对养生防病、益寿延年方面的积极探索与学术成就与业绩。公元581年，在今陕西省耀县（史称京兆华原）孙家塬一个农家茅屋中，诞生了一颗医学璀璨明星，这就是唯一被后世尊为“药王”和“真人”的孙思邈。孙氏之所以被华夏子孙奉为“药王”和“真人”，不仅在他集唐以前医学之大成，为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富而宝贵的医学遗产，而且还在于他全面继承了《内经》以降秦汉以来形成的养生学说，并集儒、道、佛等养生思想于一身，结合自己的养生体会，卓有建树地发展了中医养生学，从而使古老的养生文化成为一门有理论联系实践特色的中医分支学科。他还身体力行，长期坚持养生实践，并卓有成效，成为我国医林中的寿星“状元”。

据史料记载，孙思邈自幼体弱多病，是一个“屡造医门”的病苗子，为求医买药而荡尽家产。而且他所生活的时代又正值隋唐易代的动乱时期，可到老年之际，他竟然“听视聪暸”、“神采甚茂”，老而不衰，老而不昏，老而无病，而度百余岁而尽终其天年（他至少活了102岁，甚至有学者考证他活了141岁或160余岁），这在当时人均存活年龄只有30岁左右的年代真是一个奇迹。也充分说明孙氏在卫生保健、却病延年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时隔千余年，至今重温孙氏博大精深的养生学，仍倍觉亲切，深感他在养生文化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学习、研究和应用价值。兹就孙思邈关于生与死、先与后、德与性、食与药、男与女、动与静等养生学方面进行探讨，抛砖引玉而已。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来十分重视生命，无论从政治思想、伦理道德，还是从个人的修生养性等方面都是如此。如儒家的“人为贵”、“生最贵”和民本思想，佛学的“人为万物之灵”的人生之学，道家更把人的生命本身看得高于一切，强调人生的一切活动都是以维持生命的存在为其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医家之宗的《黄帝内经》亦明确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强调天、地、人三者之间，人是至为珍贵的。

孙氏深受儒、道、佛思想和《内经》理论的影响，把“人命至贵”作为行医和养生的根本指导思想。他在《千金要方·自序》中说：“人命至贵，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孙氏以人命贵重于千金作比喻，反映了孙氏注重生命价值的认识高度，是他的医学和养生学宗旨，也是为什么要把“千金”二字作为书名的真实含义。他指出，作为救死扶伤的医生，不仅要保护自己的生命，而且更要有博爱精神。在从事医疗工作时，一定要全心全意，绝不能夹杂丝毫个人的私心杂念。对待患者，不能计较他们的贫富贵贱，老幼美丑，感情亲疏，民族异同，智能高低，对他们都应一视同仁，都要象对待自己最亲的人一样去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救护他们，使他们获得健康和新生。为此，他强调：“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否则，“甚不仁矣”。孙氏这种爱生命、爱大众的人文思想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以及医护工作者的医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的一生中，“洒向人间都是爱”，因而深受人民的爱戴和敬仰，美名千古流芳。

孙氏在非常重视保养人类生命的同时，还强调应充分尊重一切有生命的种类，反对妄行杀戮，用药杀生。《千金翼方·饮食》篇告诫人们：“肉食者，必不得害物命，……第一戒慎勿杀。”其勿杀的理由诚如《虫鱼部》所述“（鸟兽虫鱼）皆是生命，各各自保爱其身，与人不殊”，因此以杀生而取作药用者，“非立方之意也，慎之！慎之！”《千金要方·蛇毒》篇甚至强调“凡一切毒螫之物，必不得起恶心向之，亦不得杀之”，亦基于其“至于爱命，人畜一也”的认识。虽说“贱畜贵人”，但是从生命的意义而言，所有生命者都是平等的。假如以杀害其它种类的生命来求得人类的生存，则有“去生更远”之弊，亦是显而易见的。孙氏的这种观点实际上与今天人们对人与自然、人类与其它生命关系的思考存在着许多的相通之处。虽然人类实际上还不可能以不伤害其它生命为维护自己的健康与生存，但是国际社会禁止将保护动物用作药用的确定原则，已经与孙氏“药用戒杀生”的观念以及佛学对生命的看法相接近。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孙氏继承了《内经》这种“不治已病治末病”的预防思想，把“防治末病”作为养生基本法则。他讲了一句颇具哲理的真言：“安者非安，能安在于虑亡；乐者非乐，能乐在于虑殃。”主张“每日必须调气、补泻、按摩、导引为佳，勿以健康为常然。常须安不忘危，预防诸疾。”据此则可以却病延年。他还反复强调：“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病，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即逝之后”（《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在此“防治末病”思想的指导下，除前述的调气、补泻、按摩、导引等具体措施外，他还指出：“凡居家常戒约内、外、长、幼，有不快即须早道，勿使隐忍。”这是强调无论老少，病在内还是在外，都应极早诊治，防微杜渐，体现了“既病防变”的思想。

孙氏本着“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若无于小，卒不成大”的观点，提出了养生除后天身心修炼之外，还须重视先天的优生和后天优育这样一个命题。孙氏在《千金要方》的《养性》、《房中补益》等专篇中，对房事之宜忌有详尽论述，这除了一般的节制房事、固摄肾精、讲究性卫生以强身益寿的意义之外，其更深层次的含义是阐述纵情耗精则贻害子嗣，强调优孕是优生的前提，从而抓住了提高人口素质的根本。孙氏十分重视“胎教”，认为十月怀胎的胎养是下一代健康聪慧的重要条件。他继承发扬了我国古代胎教之说，并使之理论化。他认为胎儿在母体就接受母亲的感化，因此，要求妊娠期间妇女要有优雅的环境，愉快的心情，生活起居应有规律，这对胎儿的身心正常发育有重要意义，这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除了优孕优生之外，孙氏还要求幼儿时期应注意卫生保健，认为婴幼儿养护是“养小儿第一”。《千金要方·初生出腹》对小儿的养护明确提出：“宜时见风日，凡和暖无风之时，令母将儿于日中嬉戏。数见风日，则血凝气刚，肌肉牢密，堪耐风寒，不致疾病”。否则，“若常藏在帏帐之中，重衣温暖，譬犹阴地之草木，不见风日，软脆不堪风寒也。”孙氏于一千多年以前，就提出这些独特见解，就今天来看也是科学的。现代科学认为，室外空气清新，阳光杀菌力强，婴幼儿常在室外活动，能促进机体发育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从而增强体质，防止细菌传染，减少病毒等的感染，预防佝偻病等多种有碍小儿发育的病症。

此外，孙氏对人生各个阶段的养生保健都有不少精辟的阐述，其中尤其重视老年时期的延衰益寿问题。他对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征进行认真客观的观察，对人体衰老的许多规律性认识，与现代科学对衰老认识基本或完全一致。提出了许多老年养生保健措施，如提倡居处优美环境，讲究节精摄神，适度运动锻炼，注意合理饮食和有病早治等。他认为，老年人年事已高，气血俱虚，抗病御邪能力皆降低，因此应谨慎地避免各种邪气的侵袭。若一旦不慎受邪，身体稍有不适，即应及时治疗。《养老大例》篇要求老人“常避大寒、大暑、大露、霜霰施风恶气，能不冒者，是大吉祥也。”“秋冬间暖裹腹，腹中微似不安，即服厚朴生姜等饮，如此将息，必无横疾。”这些对老年生活调理和却病延年都有积极意义。孙氏在所著的《千金翼方》中专列《养老大列》及《养老食疗》两个篇章，从而促进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初具规模的老年预防医学体系，推动了我国老年医学的发展。

孙思邈不仅以其精湛的医术和崇高的医德著称于世，而且在养生保健方面还为我国的传统心理养生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孙氏养生重德修性的思想主要是是源于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特别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在养生中的作用，“德者寿”的观点可以说是儒家养生思想最为集中典型的体现。最早明确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儒家鼻祖孔子，《礼记·中庸》引用孔的话说：“故大德……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由于德的核心是仁，所以另一种说法是“仁者寿”（论语·雍也）。孟子则从反面论证了这个命题“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孙氏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全面继承和发挥了儒家养生重伦理道德修养的思想，把德行看作是益寿延年的根本要素，视为“养生之大旨”。故于《千金要方》中指出：“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生之大径。”并引用魏·嵇康的话，阐明“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去为一难；喜恶不除为二难；声色不去为三难；滋味不绝为四难；神虑精散为五难。”此五难者，一言以蔽之为“欲”也，如果能克制名利的引诱和情欲的放纵，则此“五者无于胸中，则信顺日跻，道德日全，不祈善而福，不求寿而自延，此养生这大旨。”他一再强调：“故养性者，不但饵药餐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否则“德行不克，纵服至液金丹未能延寿”（《千金要方·卷二十七》）。阐明了“养德”与长寿的密切关系，突出强调伦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这在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道德伦理感是人的一种社会高级情感，道德伦理的修养实际上是人的一种心理调谐，所以养德的基本途径就是“修心养性”。养德重视“养性”也是孙氏的重要贡献，他强调指出：“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他在《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书中列出《养性》篇章，并将其列于其它措施之先，足见对养性的重视。

养性尤须静心，应排斥外部事物的引诱和干扰，孙氏的主要观点是“静神灭想”。他认为“浮思妄念，心想欲事，恶邪大起”。为此，他指出，养性须“十二少”，“善养生者，常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并把此“十二少”上升为“养性之都契”。这与道家虚静无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进而他又指出了违反静心养生的危害，提倡养性应戒“十二多”，“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事则形劳，多语则气乏，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益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怀。若此十二多不除，则荣卫失度，血气妄行，丧生之本也。”由此“十二”之多、少以养性，足见孙氏认为必须养成良好的性情，才能却病延年。也充分体现了祖国医学重视精神因素致病和防病的学术思想。

孙氏对人生各个年龄阶段的心理养生都有论述，尤其对老年人的心理特征、心理调摄的见解最有价值。他针对老年人的记忆“记前失后”、“视听不稳”和情绪上“情性变易”的心理特征，提出弥补和克服这些心理变化的“养老之道”，如“毋大思虑，毋悲怒，毋哀恸，老勿忘学”等等（《千金翼方·养老大例》）。其中“老而勿忘学”很有特色，这是孙氏自己生活经验的总结。他一生“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直到“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他的主要专著《千金要方》是在71岁高龄完成，百岁左右时又总结写成《千金翼方》。正是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使他在百岁高龄之时仍体健神茂。

孙氏所论述的高尚道德情操，良好的心理品质，有益于健康，有助于延缓衰老的思想，形成了中医养生学重德修性的优良传统，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心理养生学。

孙思邈对饮食养生颇有研究，除在《千金要方》中列《食治》篇章，《千金翼方》列养老食疗》篇章外，在《养性》、《退居》等篇章中亦对饮食养生有所论及。他在《千金要方·养性》篇章中首先论述了饮食对人体的重要性，他说：“安身之本，必资于食。”并进一步指出：“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认识到饮食不仅是人体营养之根本，而且也是强生延年的根本要素。饮食既然对人体如此重要，那么讲究饮食卫生就非常重要了。孙氏在《千金要方·道林》中指出饮食卫生的首要一条就是“节饮食”，少食多餐。他说：“是以善养性者，先饥而食，先渴而饮。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则难消也。常欲令饱中饥，饥中饱耳。”第二是提倡饮食清淡，少荤腥。他要求人们“常学淡食……常宜轻清甜淡之物。大小麦面、粳米等为佳。”“每食不用重肉，喜生百病。常须少食肉多食饭。”“厨膳勿使脯肉丰盈，常令俭约为佳。”第三是讲究饮食卫生，不要吃未煮熟的食物和生菜生水，以免伤胃。他说：“勿食生菜、生米、小豆。”又说：“深阴地冷，水不可饮。”“勿生食肉，伤胃。一切肉唯须煮烂停冷食之。”现在我们知道，生食都可能成为感染寄生虫或病毒等的媒介。第四是谨和五味，不可偏嗜。他说：“如食五味，必不得暴，多令人神惊，夜梦飞扬。”又说：“五味不欲偏多，故酸多伤脾，苦多伤肺，辛多伤肝，咸多伤心，甘多伤骨，此五味克五脏，五行自然之理也。”这些已经得到现代医学的肯定。第五是戒陈腐。认为陈腐的食物都可能传染疾病或引起食物中毒。他说：“勿食生菜、生小豆、陈腐物。”又说：“茅屋水堕诸脯肉上，食之成瘕；暴肉作脯不肯乾者害人；祭肉无故自动，食之害人；饮食上蜂行住，食之必毒，害人腹内有宿病。”第六是提倡饮酒宜适量，以免“伤神损寿”。他说：“饮酒不欲使多，多则速吐为佳。勿令至醉，即终身百病不除。”并主张有病之人不能饮酒，他指出：“虚损人常须日在己时食，讫则不须饮酒，终身无于呕。”他更反对饮酒成癖，酗酒无度。他指出“久饮酒者，腐烂肠胃，渍髓、蒸筋，伤神损寿”等。这些看法都是正确的。此外，还提出饮食之时要戒烦恼，不可过快，食毕当“漱口数过”，并反对“饮食即卧”，饭后应当适当运动。这些观点一直被后世养生者所推崇。

此外，孙氏还强调食治的重要性，明确地把饮食作为一种治病的方法，称为“食治”或“食疗”。并主张食治先于药治“食能排邪而安脏腑”，“君父有疾，期先食以疗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对于医生，“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王。”孙氏在《千金要方·食治》中记载了一百五十四种食物对养生去病的功用，如用赤小豆、苡仁等治疗脚气病；用动物肝脏治疗夜盲；海藻、昆布治疗瘿瘤；运用胎盘大补气血；而且还把牛奶作为一种食治的重要产品。更重要的是，孙氏还总结出了一套老年人的保健食谱，不但合理而且实用。孙氏提出的许多科学的食养、食疗见解，尤其符合老年人的生理要求和饮食习惯，对后世饮食疗法的发展有相当的影响。

孙氏在强调食治、食养的同时，也重视药物的作用，他强调指出“救病之速，必凭于药。”并抨击某些人道：“俗人见浅，但知钩吻之杀人，不知黄精益寿；但识五谷之疗饥，不知百药之济命。”（《千金要方·服食法》）。孙氏主张除了患病之时辨证施治处方用药外，平时服食具有滋补和防治老年病作用的药物，作为养生的重要措施之一，以求增强体质，益寿颐养。《千金要方·服食法》中列有22首药物；《千金翼方·养性·服饵》中列有37首，大多由抗衰老功用的枸杞、松脂、地黄、茯苓等组成。书中还用了大量篇幅论述了各种养生保健药方的制作方法和过程，如茯苓酥、可仁酥、地黄酒酥、天门冬丸、黄精膏、果杞酒、钟乳散等。这些论述对养生保健药物的研究和开发具有相当价值。

性生活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强调指出，性生活不仅是人天性之需，而且也是后天的最大欲望之一。他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内经》中指出：“圣人不绝和合之道。”说明正常的性生活，有益于人体的身心健康。否则，男女“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对此，孙氏也是持肯定的态度，他说：“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无女则意动，意动则神劳，神劳则损寿。若念真正无可思者，则大佳长生也，然而万无一有。强抑郁闭之，难持易失，使之漏精尿浊，以致鬼交之病，损一而当百也。”他还告诫道，如果体力许可而绝欲抑忍不泄，就会导致痈疽等疾病的发生。他说“久而不泄，致生痈疽。”因为这样的行为，是严重违背了两性正常的性生理和性心理的需求，是不可能健康长寿的。孙氏承先贤绪余，对房中养生的基本原则、方法等作了专门的阐发。《千金要方》辟有《房中补益篇》，特别强调：“此方之作也，非欲务于淫佚，苟求快意，务存节欲以广养生也；非苟欲强身力，幸女色以纵情，盖在补益以遣疾也。”他将对房中问题的态度及其研究目的表述得十分明了准确。关于房中术的内容，孙思貌大致将其分为以下几个部份。其一，采用撙节三法，即通过思想品行的自然修养，明理去欲，制止妄念嗜欲，使淫邪不能惑其心；并辅以适当地别床异被甚或独宿的分居颐养之法。其二，要做到房事节宣合度，而关键是对精液的泻泄频度进行合理的把握。他说：“人年二十者，四日一泄；三十者，八日一泄；四十者，十六日一泄；五十者，二十日一泄；六十者，闭精不泄，若体力犹壮者一月一泄。”这种房中交接的葆精益气措施，是符合性交后仍精力充沛，无疲劳感的原理的。其三，必须神和意感，两情欢畅。即要求男女同房须以情感交流为前提，通过双方倾诉衷肠，互表爱意，以及身体相拥触摸，至情绪昂扬，“阳得阴而化，阴得阳而通，一阴一阳，相须而待”，便可“男致不衰，女除百病，心意欢洽，气力强然。”其四，男女同房之际，男方应“数交而一泄”。孙氏指出：“凡精少则病，精尽则死，不可不思，不可不慎。数交而一泄，精气随长，不能使人虚也。”“但数交而慎密者，诸病皆愈，年寿日益”（《千金要方》）。

孙思邈是一位划时代的杰出养生学家，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就对养生保健的许多领域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和研究，他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多有创新，卓有建树。其养生理论博大精深，方法丰富多彩，并身体力行，卓有成效，是我国古代养生学之集大成者。其许多养生之道，千百年来流传不衰，迄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让我们努力发掘、整理和研究他留给我们的丰富养生文化遗产，使其更好地为现实和将来服务，为人类造福。